案例 |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数据知识产权如何保护

对数据财产权益的法律保护，应回归现行法律规定。民法典明确了民事主体可享有的财产权益类型，财产不仅包括传统上的物权、债权、知识产权、股权及其他投资性权利，而且包括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权利和利益，如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等。现行法律的财产权益类型可分为以物权、知识产权为代表的绝对财产权、以债权为代表的相对财产权和以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为代表的其他财产性法益。权利（益）人可以依据相关法律规范直接主张对侵害其绝对财产权的行为提起诉讼，亦可对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主张违约责任，还可对损害其财产性法益的行为提起反不正当竞争之诉。在财产性法益未被法律确认为绝对财产权之前，财产性法益的权益人不得类推适用其他绝对财产权类型寻求司法保护，此为“财产权法定原则”的应有之意。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属引致规范和宣示条款，尚未将“数据”作为一种类型化的民事权利（即绝对财产权）而规定其权利内容，在缺乏法律明确赋权的情况下，数据堂公司无权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之规定要求将涉案数据集类推绝对财产权请求保护。 综上，数据堂公司主张涉案数据集具有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正确，但无权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之规定类推适用著作权法主张相关权项。

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为汇编作品。涉案数据集是在基础语音文件（wav音频文件、metadata文件、txt文本文件）上进行编排而成，但每个单元文件夹中的结构、分布方式、整体布局均相同，其数据集在展示方式及布局编排等方面尚不能体现出独特构思，故涉案数据集在内容的选择和编排上不具有独创性，不构成著作权法保护的汇编作品。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依法予以支持。

2019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四款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商业秘密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权利人请求保护的信息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不为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四款所称的不为公众所知悉;该司法解释第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规定，如果该信息已经在公开出版物或者其他媒体上公开披露的或属领域的相关人员从其他公开渠道可以获得该信息的，有关信息为公众所知悉。上述司法解释第三条、第四条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规定的商业秘密构成要件之一“不为公众所知悉”作出规定，“不为公众所知悉”是指有关信息不为其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判断主体是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判断的标准是既不能“普遍知悉”，也不能“容易获得”，认定的时间点是“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因此，一旦信息可以通过公共来源容易获得，它就失去了作为商业秘密受到保护的资格。进言之，当商业秘密权利人在网络等其他公共空间公布该信息时，只要所属领域相关人员可以直接获取，该信息就失去了秘密性，不会被认定为商业秘密。本案中，数据堂公司于2019年7月2日已经在其官方网站面向不特定公众公开披露了涉案200小时数据集的下载渠道和训练方法，即被诉行为发生时（2021年9月15日），涉案200小时数据集已经因数据堂公司的主动公开而丧失秘密性。鉴于被诉行为仅涉及涉案200小时数据集，且该数据集因缺乏秘密性而不构成2019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规定的商业秘密，故一审法院有关某木公司侵犯数据堂公司商业秘密的认定是错误的，依法应予纠正。

2019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经营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且属于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及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规定之外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予以认定。根据上述规定，能够纳入2019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包括以下要件:一是原被告具有竞争关系;二是原告享有应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合法权益;三是被诉行为违反法律和公认的商业道德;四是被诉行为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五是被诉行为属于违反2019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及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规定之外的情形。本案中，数据堂公司和某木公司同属数据服务领域的经营者，具有竞争关系，且如前所述，被诉行为不属于知识产权专门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规定的情形。在此前提下，针对其他要件分析如下：

其次，关于被诉行为是否违反了诚信原则和商业道德。如前所述，民法典、数据安全法均已明确数据集合持有者对数据集合享有财产权益，数据集合持有者可通过合同限定接触者的使用行为予以相对财产权保护，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还可寻求知识产权法的绝对财产权和其他财产法益保护。但无论采取何种法律保护方式，在未获得数据集合持有者的许可前，任何人均不得公开传播其付出实质性投入合法收集整理的数据集合。在案《数据使用许可协议》及国内主流数据服务商拟定的数据许可协议，各地出台的涉数据地方性法规，以及当事人提交的在先生效判决等证据亦可予以佐证。在数据行业中，除数据集合持有者单独许可他人利用其数据集合这一许可方式外，基于便利数据资源流通利用、优化数据集等原因，国家科研机构、企业及个人广泛使用开源协议作为数据许可协议，数据需求方获取、使用开源数据应当遵守开源协议已成为行业共识，涉案众多数据服务平台采用知识共享协议的事实可以证明此点。因此，当数据集合持有者对数据集合开源时，数据需求方的获取、使用行为是否遵循开源协议是衡量该行为是否违反数据服务领域商业道德的重要考量因素。本案中，被诉行为违反了涉案CC开源协议的非商业目的使用规则。该协议规定的“非商业性目的使用”是指该使用的主要意图或者指向并非获取商业优势或金钱报酬。具体而言，某木公司与数据堂公司均从事向公众提供数据集业务，存在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数据集的种类丰富度、数据量、网站点击量以及注册用户数量是评估某木公司经营的数据共享平台网站价值的重要标准之一。某木公司在其官网展示涉案200小时数据集，客观上丰富了其平台数据储备并为平台吸引流量、扩大影响。在某木公司官网下载涉案200小时数据集前，必须要先注册成为其网站的用户。某木公司的被诉行为会将具有相关数据需求的网络公众变成其具有黏性的网站用户。某木公司的被诉行为违反了涉案开源协议的非商业目的使用规则。另，若某木公司对其使用方式是否属于非商业性使用存在疑义，根据涉案CC开源协议的常见问题答复中的释明，某木公司亦应当联系数据堂公司确认，而非径行使用。此外，某木公司未自行进行资源积累、亦未支付对价或获得许可的“不劳而获”行为，实为利用共享数据之名，行不正当竞争之实，有违相关行业的诚信原则和商业道德。某木公司有关其行为符合商业惯例等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某木公司虽提出其系依据网络安全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要求用户进行注册，但某木公司经营的“XX钛”数据共享平台不涉及“网络运营者为用户办理网络接入、域名注册服务，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等入网手续，或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即时通讯等服务”，且数据下载行为也不属于上述行为，故要求用户注册并非履行法律义务，而是为了增加网站用户注册数量和增加用户黏性，获取商业优势。对于某木公司的该项上诉，亦不予支持。

再次，关于被诉行为是否损害了数据堂公司的合法权益、市场竞争秩序及消费者利益。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数据服务行业处于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在用户注意力和流量争夺方面较之其他类型平台更加激烈。数据堂公司作为专业从事人工智能领域数据服务的企业，依托其质量高、数量大、可用于研发语音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的涉案数据集，获得了用户的关注，并通过其官网开展数据交易，这为数据堂公司直接带来了竞争优势和经济利益。某木公司实施的被诉行为，使涉案200小时数据集在具有竞争关系的数据共享平台公开传播，一定程度上截取了本属于数据堂公司的用户流量，损害了数据堂公司所享有的合法权益。同时，由于某木公司提供了涉案200小时数据集的下载服务，数据堂公司无法通过涉案200小时数据集的开源行为获得对数据集合的进一步改进建议，故被诉行为亦影响了数据堂公司的数据服务研发能力。综上，被诉行为损害了数据堂公司的合法权益。市场竞争秩序是否被扰乱取决于市场竞争的各要素结构和运行机制是否被干扰。影响竞争的市场运行机制主要包括准入机制、供求机制、价格机制、信息机制、信用机制和创新机制。进言之，如果被诉行为直接影响到上述六种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则可认定干扰了市场竞争秩序。被诉行为直接影响的是数据服务领域的创新机制。如果允许被诉行为在市场竞争中普遍存在，无疑将导致与数据堂公司情况相近的数据服务经营者无法从市场竞争中获得相应的回报和有效的激励，必然打击数据服务经营者投资收集、加工制作新数据集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却会间接鼓励其他经营者对前者形成的竞争资源径行利用、坐享其成。长此以往，将严重扰乱竞争秩序，降低数据交易市场的丰富程度，损害数据要素市场发展，导致符合社会需求的数据产品和服务供应不足，最终阻碍社会总体福利的提升，损害消费者的长远利益。